指挥家张亮：成为自己“命运”的“英雄”

2020年，在贝多芬诞辰两百五十周年之际，张亮作为中国演出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最年轻的指挥家，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发行了《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唱片及黑胶。

“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指挥，一生之中能够演出录制并发行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唱片，是非常幸运和有意义的。”他说。

恩师莱弗利，让他不再“仰视”任何一部作品

“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六十还不知道。目前为止，我觉得古话在我身上反映得还挺贴切的。”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指挥家张亮笑着说道。

张亮的学生时代，似乎都是围绕着“两个”专业而展开的：附小时的“钢琴”与“作曲”专业，附中时的“钢琴”与“指挥”专业，以及在报考大学后，张亮以“钢琴”和“指挥”双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录取，正式开始了他双专业的学习。在指挥之余，张亮也会经常练琴，并定期举办一些室内乐音乐会，而今年即将举办的交响音乐会也是由他自己边弹琴边指挥的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钢琴”曾是张亮多次想要“放弃”的专业，直到他遇见了他的钢琴导师大卫·莱弗利（David Lively）。“要说哪个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那就是莱弗利了。虽然他只教了我一年，但这一年对我来说，却几乎解决了所有有关音乐的问题。”提到恩师，张亮的脸上难掩激动。毕业于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莱弗利曾是克劳迪奥·阿劳（Claudio Arrau）的学生，是一位旅法美国人。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决着我最大的问题：改变我的弹奏方法，如手腕的运动，教育我的音乐理念，如乐句的概念。一位老师始终不放弃，耐心地就一个问题进行不断地教学，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在这样学习了一年后，我豁然开朗。然而，当我真正能够理解他灌溉给我的理念时，莱弗利却不再担任学校的客座教授了。我得知消息后大哭了一场……不过现在看来，这样的教学已经够了，诲人不倦的他带领我把一次次量的改变积累乘了质的飞跃。”

这样的理念不光在钢琴上，张亮在指挥上也有所受益。“音乐的演绎者演绎一部作品时往往会‘仰视’它，觉得这部作品‘高’于自己。当你掌握了这部作品后，还会继续去学习下一部‘高’于自己的作品。但我在那一刹那的豁然开朗后，便再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仰视’任何一部作品。莱弗利的理念几乎对于任何风格的作品都是适用的，他改变了我直至今日的所有一切。”

“四十不惑”时的回顾与总结

这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录制是在2018年，张亮坦言，当时他并没有在意两年后是否会将其出版。“当时我的初衷就是，古典作曲家的作品作为乐团演绎的根基，在演精、演熟之后，对乐团未来演奏任何作品都是有帮助的。贝多芬的交响曲对于任何一位指挥家和任何一个乐团来说，都是最为主要的训练内容。而那时我发现贝多芬交响曲在我国每年的演出曲目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我就想去进行一次尝试。”

那么如何才能让大家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接触到贝多芬宏大的九部交响曲呢？“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像国外乐团巡演时一样，在乐季仅有的场次中把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全部演完！”一般来说，在国内音乐团体的乐季中，由于时间有限、驻团指挥场次有限，为了使内容更加多样化，不会将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安排在短期内全部上演。“即使这样的情况很少，也不一定有必要去承受这样的压力，但我还是想这么做。”

四场贝多芬的交响曲音乐会是这样安排的：3月的第一场上演了《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4月的第二场上演了《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6月的第三场上演了《第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7月的第四场上演了《第八交响曲》《第九交响曲》。“有时回头想想，如果现在再让我这么干，我会有点怕的。我觉得那时候自己挺有冲劲的，你愿意去为想做而做。”

因此，这套唱片的录制不是在录音棚，而是在现场演出时。“因为上海爱乐乐团每场音乐会都会进行录音，将其作为一个常规的留档资料，所以当时的乐队演奏员都认为这就是一场正常的演出而已。”相比录音棚中的安静、设备布置的完备以及后期还可以进行剪辑，张亮认为，这次现场的录音首先是他们完完全全真实水平的体现。“即使由于在录音设备的布置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后来再回听这几场演出的录音时，我们还是认为有非常多精彩的地方。当然，不完美肯定也是有的，但是只要你的精神、你的风格在就行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张亮在准备发行这套唱片时，面对其中的小瑕疵还是会忍不住犹豫。“但是我考虑来考虑去，能够遇上纪念作曲家诞辰两百五十周年的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我现在回国工作满十年了，也到四十岁了。在这样一个‘不惑’的时间节点，我有了许多人生经历，也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做。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回顾和总结，也是我对贝多芬的一个特别的纪念。”

贝多芬是全人类的作曲家

音乐界对于2020年的筹划很早就开始启动了。两百五十年前贝多芬的诞生，让整个世界直至今日都忘不了他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气概。2020年的开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命运似乎也对我们进行了一次关乎个人的拷问。在音乐界，那些提前且完备的筹划似乎一下子变成了面对命运时的束手无策。“音乐会一场一场地被取消，到了月底就取消下个月的，再到下个月底继续取消，直到现在我们也没能完全地复工。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今年的疫情影响了全世界纪念贝多芬的活动，”张亮说出了他内心的感受，“不过贝多芬的音乐，在今年是特别能够激励人心的。”

与其说在命运之下我们都期待着“英雄”的出现，不如我们就成为自己命运的“英雄”吧！成为音乐家后的贝多芬听觉日渐衰退，“对于他来说，命运的玩笑开大了。爱情的不圆满、经济的不稳定，再加上生理的病痛，我觉得贝多芬比我们绝大多数一般人都要痛苦得多，”张亮说，“但其实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不可避免地都有他的痛苦、矛盾和很多其他问题。除了个人，每一个人又与其他人、与这个社会存在着很多问题，这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生。人类面对的问题都是相通的。”

贝多芬曾在1802年立下遗嘱，遗嘱上写到他将从“无穷的痛苦之中解放出来”，但这样痛苦却并没有把他吞噬。此后的贝多芬重新振作，所作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达到了他在交响曲创作上的巅峰。张亮感慨道：“贝多芬写他自己、写生活、写这个世界。他的作品囊括了他所经历的人生和他为了冲破痛苦而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从黑暗到光明，从绝望到希望的挣扎。所以他的交响曲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是很贴近的，他不只是十八九世纪的作曲家，也不只是德国作曲家，他是我们全人类的作曲家。”

从《第三交响曲》开始，我们可以在音乐中看到贝多芬的一些心理变化，”张亮告诉我们，“我觉得贝多芬《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的风格是很古典的，但从《第三交响曲》开始，之后他所作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有所不同，每一部都有所创新。你可以在其中听到贝多芬的革命性和他的个人斗志。关于贝多芬交响曲的演绎，我觉得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虽然在速度方面，每一位指挥家的演绎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无论是什么样的速度，贝多芬的灵魂和精神却一直存在其中。我觉得这是在作曲家中很少见的现象。比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中被人们所铭记的‘命运动机’，无论是快速还是慢速的演绎，都能让人感受到命运的敲击与他固执的反抗。这是贝多芬的特别所在，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当人类遇到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时，该如何去面对？就像今天的我们面对新冠疫情，面对停摆了很久的现场演出，是否也应该像贝多芬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反抗？对于这样的问题，张亮思考道：“我们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对疫情，虽然现在没有药物，但我们在不断地研发疫苗。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困难面前更容易选择放弃，但如果当年贝多芬写完遗嘱后也选择了放弃呢？那些属于他的杰作便荡然无存了！所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因为他表达的是人类的共同命运。”

2020年5月底，辰山的草地广播音乐节拉开了上海复演的序幕，张亮也携上海爱乐乐团为观众们带来了贝多芬的交响曲作品。当问及张亮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贝多芬年”，在演出停滞后数月再次站上舞台时是什么感受时，张亮这样笑着回答道：“这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第一次休息这么久，也是我身为指挥第一次在排练后竟然感到手臂有点酸。”他风趣中带着一丝欣慰。“当天演出完后有记者让我描述当时的感受，我的回答就是——‘美好’。疫情期间的完全停摆让我感觉那时的世界缺少了一种颜色，即使能够在网络上听到音乐，但相比现场的音乐演绎，我总感觉少了些东西，所以我非常期待能够马上开工。”

同时，他还告诉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时间演奏同样的乐曲，他的感受都会有所不同。“上一次演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是两年前，而今年5月，我在舞台上指挥贝多芬的这部作品时，整个速度都比两年前要快。可能指挥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刻意地去表现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可能是我发自内心的、潜意识中的一种迫切希望——希望我们能够迅速地到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