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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执棒上海爱乐,成功上演贝多芬三部交响曲时间:2018-03-12 昨晚(3/11),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家张亮执棒上海爱乐乐团,在上交音乐厅奏响了「伟大的贝多芬交响曲系列」第一、第二、第三交响曲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也是上海爱乐乐团本乐季中张亮执棒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的第一站。 晚上七点半,座无虚席的上交主厅,乐迷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来了著名指挥家张亮。细心的乐迷会发现,本场音乐会,乐队摆放与以往有些调整,指挥家张亮将乐队特意用了欧洲演奏古典作品的摆法。 大家都知道,指挥家张亮的演绎一直是品质的保障,他的指挥,音乐严谨细腻,风格纯正,技巧精确,对乐曲结构的高度掌握,其中对于德奥作品的阐释尤其令人称道。本乐季由张亮亲自带团演绎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作品,也令乐迷们期待不已! 上半场的第一部作品是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21号。据说这部作品是应斯维顿男爵的建议而作,斯维顿男爵是莫扎特与海顿的保护人。《第一交响曲》是贝多芬伟大一生中的第一部交响曲体裁的作品,但事实上早在1788-17*间,也就是贝多芬20岁不到的时候,他就曾经试图创作交响乐,但是没能获得成功。《第一交响曲》真正问世已经是十年以后的1800年,贝多芬当时已经三十岁了。对于《第一交响曲》的评价,古往今来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其整体风格沿袭了前辈莫扎特、海顿的很多东西,有些评论家甚至感觉有些许节奏正是莫扎特在以前某部作品中使用过的。上海爱乐乐团在张亮的指挥下,将作品最大程度完美诠释。 上半场演绎的第二部作品,《D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36号。是贝多芬于1801年至1802年年间创作的四乐章交响曲。1802年4月份,贝多芬因耳疾和严重腹泻接受了医生的劝告,离开了闹市区,来到位于维也纳郊区的海利根施塔特休养。虽然腹泻病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耳疾依旧越发加重,贝多芬甚至时常有预感,自己将很快会告别这个有声世界,而变成一个彻底的失聪者。在来到海利根施塔特半年后,贝多芬开始感到寂寞与绝望,以至于写下了一份遗书,向自己的兄弟和朋友交待了后事,这份文献后来被称之为《Heiligenstadt Testament(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贝多芬并没有为此寻短见,相反这纸遗书反而激发了他尚未爆发的潜能。通过这份遗书,贝多芬实际上重新审视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了后来继续大踏步行走在人生道路上的强大动力。从死亡阴影中走出来的贝多芬,在 1802年10月左右回到了维也纳,并马上创作了这部《第二交响曲》,它是贝多芬重新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一首赞歌,同时也可以将其看成对《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精神内涵的音乐化提炼和总结。 该作品作于逆境之中,却有着充沛的力量和愉快的气氛,被柏辽兹称为有着“微笑”般的欢乐。该作品亦标志着贝多芬逐渐进入其成熟的中期阶段。其第三乐章更独创性地使用了谐谑曲(而非传统的小步舞曲),这一做法后来成为了惯例。 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的演绎,将前两个乐章“光明与黑暗始终在进行着搏斗,黑暗似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到后三四乐章“真正的欢乐、胜利的旋律”两个极端诠释的令人赞叹。 下半场,《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贝多芬作于1804年,作品55号。它的人道主义内容集中体现在:这部作品热情的讴歌了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实现的法国革命。贝多芬在《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中既没有单纯去歌颂拿破仑本人,也没有去具体描绘法国革命,而是一个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化了的法国革命精神的艺术概括。它的标题是《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原稿上的标题是《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是应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邀请为拿破仑写的,但当时贝多芬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愤然撕去标题页,改成了《英雄》的曲名。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构思的大胆、手法幅度的宽广、结构的缜密上使别的作品相形之下显得逊色。贝多芬突破了传统的交响曲快板乐章奏鸣曲式的旧框架,使主要形象在充满了在紧张的戏剧性矛盾的冲突的广阔范围中发展。这种发展促使整个奏鸣曲式的规模扩大,原来各部分间相当机械的、程式化的关系,被新的、富有展开性质的贯穿发展所代替,和声功能网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展,调性布局出现了未曾有过的复杂化。贝多芬不仅使代表中心形象的主题成为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的核心,而且使它贯穿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形成整个交响曲内部的有机统一,这种贯穿发展把乐曲一步步推向最后的高潮。与此同时,贝多芬还把革命的法国经常为牺牲者们举行群众性葬礼时采用的音乐体裁引进这部交响曲作为慢乐章;用充满清新活力的、泼辣的谐谑曲代替了通常作为交响曲第三乐章的宫廷典雅风格的小步舞曲。这样,整个交响乐套曲的面貌焕然一新。 指挥家张亮与上海爱乐乐团的精彩演绎极具感染力,三部庞大的作品也让全场的乐迷朋友们震撼不已、回味无穷。 |